特朗普将开启其美国总统第二任期。未来四年，美国对华科技政策将怎么样发展？我们又该怎么样应对？为此，三思派特别邀请8位青年学者，

  特朗普崛起与回归的背后是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在特朗普2.0时代民粹主义的特征将愈加明晰。在科技领域，美国民粹主义倾向将本土利益视为其科技政策的优先关切，强调“美国优先”，加快政府效率，并主张利用核心技术封锁来维护美国核心利益。尤其，马斯克将担任美国政府效率部部长和特别科技顾问，其指向是关注国内，其用意在于改造政府部门僵化低效的积弊，力求优化政府效率，加快美国高科技发展速度。

  因此，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科技政策会更加内收，这或与经济全球化方向背道而驰，给中国留下巨大的科技外交发展空间。中国需要立足自身发展，保持开放合作，避免与美西方陷入全面脱钩和对抗，实现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协同推进突破美盟与开拓“南方”。

  从历史经验看，在特朗普新的任期，在科学与技术领域，美国国内政治经济调整会呈现六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更强调“技术自主”，一个尊崇自由主义的美国，其“技术民族主义”会日益抬头；

  其次，更强调“技术联盟”，通过加强与盟友的科学技术合作，加固供应链合作，维系技术优势地位；

  其三，更加侧重“安全驱动”，服务“安全导向”的技术投入会迅速增长，美国科学技术进步很可能会重返“旋转向下”模式；

  其四，更加重视“政府介入”，安全驱动的紧迫性让美国政府更为直接地介入技术发展，扩充政府规模，扩大政府职能，形成“美式制”；

  其五，更为呈现“集中参与”，美国经济更可能呈现集中性、垄断性等特征，对大企业、院校的资助会更集中；

  其六，更加强化“军工集团”，集中的科研资助与产品采购，集中的企业与院校参与，将会重塑美国国内的军工复合体。

  从总体趋势来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会继续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延续对华科技遏制与封锁策略。尽管特朗普的行动与拜登政府有相当的逻辑一致性，但考虑到其现实主义的立场及对不同产业的关注度和资源分配差异，我们大家可以灵活调整中国的科技政策，塑造出新的中美博弈基准线。

  一方面，针对其着重关注的领域，中国可以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相对优势产业通过适当“示强”，降低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技术禁运有效性的评估，凸显相应手段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

  另一方面，针对优先级不断降低的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环境等全球性公共议题，中国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议程的设置和讨论，拓展美国以外的合作伙伴，主动为美国提供新的参与形式，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与博弈地位。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科技政策相比第一任期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一方面，特朗普可能会加大对华科技领域的限制与打压。从其过往表现及近期言论看，他非常有可能继续扩大对华出口管制，施压盟友限制对华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出口，还可能推出类似 “清洁网络计划” 的行动，进一步封堵中国科学技术产品的海外市场，使中美科技产业的竞争更激烈。国会中的对华强硬派与特朗普团队联动密切，可能推动极端立法，如限制中企参与美国药品研发、对华科技投资等，给中美科技关系带来更大冲击。

  然而，特朗普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新引入的科技界巨头小组成员，如马斯克、马克・安德森等，可能会为中美科技关系带来一定缓和。他们的专业相关知识和理性思维，也许会促使特朗普在某些领域采取较为理性的态度，减少误解误判，在人工智能、科技投资、交流等方面发挥一定建设性作用，但这能否改变整体对华科技政策的强硬态势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美国在数字技术领域能够对华“卡脖子”的领域慢慢的变少，影响力也逐渐减弱，特朗普第二任期难以找到像芯片一样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领域对华实施遏制。中国则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自主技术体系的建设中。

  其次，数字技术的开放与创新将进一步反制美国政府的封锁与制裁。Deepseek通过模型与算法结构的创新，以较低成本实现了显著的效率提升，这证明了数字技术的发展依赖于开放与创新，任何国家或组织都无法垄断这一进程。

  再次，数字技术的发展将进入以应用创新为主导的新阶段，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对新技术的高包容性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最后，中国数字企业加速出海可能引发美国采取更多地理政治学手段对其进行打压。

  相较于特朗普1.0而言，特朗普2.0将会更加强硬坚持“美国优先”，高度关注短期收益，这一重大背景将会深刻影响其对华科技政策。

  其一，由于特朗普政府将会首要关注关税、贸易战等问题，因此专门且系统的对华科技政策可能不会迅速出台；

  其二，作为特别擅长“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博弈高手，特朗普在对华开展经贸大攻击的过程中，一定会大打科技政策牌，动辄威胁或加强对华科技遏制打压，以此胁迫中方就范；

  其三，对华成员充斥于特朗普核心圈之中，他们将与国会超级派呼应，尝试制定更多的对华科技遏制打压法律；

  其四，马斯克等科技新权贵正在更接近权力核心，但考虑到特朗普极度自负的性格特点，他们能否成为中美科技交流的“稳压器”，仍然存疑。

  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国需要在坚持自立自强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开放合作，以确保在关键科技领域的突破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美国护持全球霸权持续面临着一种三难困境，即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华科技竞争取胜以及振兴国内中低收入群体三个目标可能没办法同时实现，任何两个目标的实现似乎都要以牺牲第三个目标为代价。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政策明显倾向对华科技竞争取胜和振兴国内中低收入群体，以“美国优先”为口号，通过贸易保护、科技“脱钩”和制造业回流实现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和为国内中低收入群体创造就业的目标。在此过程中，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到重大侵蚀。拜登政府曾试图在三个目标之间寻找平衡，但事后看，其尝试并不成功。

  特朗普第二任期，随着更多建制派官员以及马斯克等科技精英进入决策圈，加强与盟友的互动、加大对华经贸科技施压以及复兴本土制造业可能同时成为优先事项。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及其决策团队可能将围绕三难困境进行艰难的平衡与取舍。

  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烈度一直上升，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动能转换的重大外部不稳定因素，也正引发冷战和全球化时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全球科学技术“脱钩”和创新体系重构。但直至特朗普即将开启第二任期的当下，还有三个关于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理解误区需要澄清。

  一是中美科技博弈将会很快决出“胜负”。中美科技博弈显然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任何一方都很难“速胜”或“速败”。

  二是拜登政府对华较“友好”，特朗普政府对华较“恶劣”。尽管对华科技遏制政策是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升级的，但从拜登任期、特别是其即将离任时的一系列对华新管制来看，二者的主流观点并无本质差异，其战略目标都是树立“前沿铁幕”，尽可能阻挡我国迈向科技前沿和产业链高端。

  三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科技政策对我国带来的都将是不利影响。特朗普固然可能在部分关键领域、人才和知识交流、创业资本流动、海外市场等方面对我们国家科技发展施加更大外部压力，但与此同时，我国将有望在本土科技公司成长、对美盟友科学技术合作、海外人才回流等方面获得发展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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